华夏航空高管变更 增设首席执行官、联席总裁

从上也可看出，个税起征点变动对社会整体收入分配的影响其实微乎其微。

国际金融危机爆发后，党中央相继召开中央政治局常委会议、中央政治局会议，从全局、战略的高度分析研判金融危机发生的实质及发展趋势。此次国际金融危机，将世界经济拉入自上世纪大萧条以来最困难的境地，也对我国经济造成巨大冲击。

同时，针对以中小企业为主体的非公有制经济遭受巨大冲击的情况，党和政府迅速出台《关于鼓励和引导民间投资健康发展的若干意见》和《促进中小企业发展的若干意见》。我国各政党之间也实行互相监督，但这种监督是通过提出意见、批评、建议的方式进行的政治监督，是以帮助执政党改进工作、推进共同事业为导向的建设性监督。二、坚持执政党与参政党团结合作，政党制度独特作用有效发挥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多党合作与政治协商制度，是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政党制度。在西方多党竞争制度框架下，对手支持的就是我反对的已成为决策的巨大政治障碍。毫不动摇地巩固和发展公有制经济，毫不动摇地鼓励、支持、引导非公有制经济健康发展，实现了公有制经济主导作用与非公有制经济增强活力的有机统一，实现了国有企业竞争能力和非公有制企业创新能力的有效融合。

各民主党派、无党派人士积极利用相应渠道和独特资源，围绕经济结构战略性调整、构建覆盖城乡的保障体系等重大问题，组织力量深入调研，形成一大批有分量的调研报告和重要建议。全国政协开展了53项专题调研，组织了13个委员视察（考察）团，交办提案1800多件，为党中央、国务院应对国际金融危机提供了重要的参考和依据。第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上升，而且这是在全球范围之内的。

对这些无论是可预见的因素或者不可预见的因素，我们该做些什么样的准备？首先是中国必须在外交政策和国际关系方面，让中国在过去30年，特别是过去10年，所享受到的非常有利于中国出口增长的国际环境能够继续保留下去。另一方面，过去一年大家谈得比较多的就是欧盟的主权国债危机、财政赤字这些方面的问题，这确确实实给世界经济拖了一些后腿。2011-4-7 进入 陈志武 的专栏 进入专题： 世界经济 。根据一般的道理，这种高财政赤字、高负债的局面不能够再维系，所以欧盟的债务危机在2010年给欧盟的经济增长，对发展中国家的出口的增长都带来了一些负面的影响。

特别是在金融危机之后，大家都在关注这些刺激经济的政策，什么时候是一个终结？全球经济复苏的拐点什么时候到来？现在看的话，2011年、2012年这两年经济肯定会完全复苏，然后继续往上升。其中包括美国，因为2010年美国的量化宽松货币政策，到目前为止并没有给美国的经济带来通胀的压力，但是根据很多同行的判断，实际上随着美国经济进一步复苏，到2011年年终的时候，估计银行体系还有其他的金融体系，在正常情况下发挥的那个货币放大效应，就会继续恢复，到那时可能会给美国的通胀压力提升起到很大的推动作用。

短期内通货膨胀对中低收入阶层的人来讲，他们的工资增长速度并不能够赶上通货膨胀的速度。第二就是中国在抑制通货膨胀方面，要有更多的举措，第一个举措当然是继续升息，今年我觉得还可以有三次左右的升息机会。那么，在2011年的世界经济发展当中还会有什么样的变数？我认为第一个最大的变数就是通货膨胀的压力继续上升，而且这是在全球范围之内的。所以对他们来说，通货膨胀越快，他们实际的收入下降得就会越快，这就是为什么不管是中国还是其他的国家，决策层特别担忧特别关心通货膨胀继续上升的压力可能带来的这些问题。

但是我个人觉得这个变数，正因为大家都很担忧通货膨胀，那么大家越是担忧的话，反而会去提前重视它，并采取措施，通过各种政策对通胀进行抑制。当然也包含了一些阻碍，或者说是阻力。那么也正如现在我们所看到的和谈论的，中国的通货膨胀压力将会非常大，其他国家也是一样，所以这个是2011年可能面对的最大的变数之一。所以各个国家，包括中国开始通过货币政策和其他的政策，对于通胀压力的上升采取一些抑制的举措。

2011年这些问题尤其是通货膨胀的压力，可能还会继续上升，真这样的话就会延缓经济复苏的进程。另外，2010年之所以有房价上涨，商品价格不断地上涨，其中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就是钱多了以后没地方可以投。

那么为了降低通胀的压力，不仅仅要让利息、利率上调，同时，同样重要的就是要把投资的渠道进一步放开。第二个出现的比较多的词就是全球通胀抬头，这个词，对于全球经济增长，从长远来说更多的会是一个负面的因素。

但可能今年，也就是2011年下半年，或者是2012年上半年，还是会出现拐点的。尽管今天我们都知道，不只是在中国，实际上在印度和拉美国家，也包括在美国，通货膨胀的压力明显上升很多。当然，最大的阻力过去谈得最多的就是欧盟的这些债务危机问题，比如说目前西班牙是一个热点的国家，因为他们的国债比率超过GDP的100%，2011年和2010年的财政赤字超过GDP的10%更进一步地说，就是劳动者拿到的很有限的这一块，还有相当部分是垄断部门的职工拿走的。由此可见，灰色收入对于拉大我国国民收入差距，起到了极为重要的作用。在这些地方得到一套经济适用房的人，相当于得到上百万甚至几百万的财富。

这样就使民间财富以贬值的方式流入政府手中。对这个问题至少有这样两个说法，一个说法是中国的行业收入差距达到15倍。

而从1978年到2004年，中国经济也高速增长了近30年，工资却只有美国的1／20、日本的1／24[3]。更具体地说，要不断完善工会制度，使工会真正成为工人自己的组织，成为维护自己利益和权利的有力工具。

虽然土地收入不能完全看作是民间财富向国家的转移，但至少其中农民在土地上的损失是具有这种性质。这说明，在整个社会的总体利益关系得到有效调整之前，用拆东墙补西墙的方式能够解决的问题是有限的。

但如果再考虑到财富价值变动的因素，结论就完全不一样了。在这方面要特别提防在居民税负负担加重的同时，再分配调节利益关系作用得不到强化的现象出现。对于这种财富价值的变动过程，有两个问题是需要进一步讨论的。这是1998年以来农村居民收入增长速度第一次超过城镇居民。

如果你吸烟，一包8元的香烟包含4.70元消费税、增值税和城建税[10]。三是每年储蓄增量1.5万亿的增量和负两个百分点的实际收益，也至少意味着存款人每年损失至少600亿利息收入。

按照世界银行2009年最新测算的实际承受税率，中国的社会保险缴费在181个国家中排名第一，约为金砖四国其他三国平均水平的2倍，是北欧五国的3倍，是G7国家的2.8倍，是东亚邻国和邻近地区（中国香港和中国台湾）的4.6倍[11]。国际上一般的情况是，市场中的初次分配造成贫富差距，国家的再分配缩小贫富差距。

其实，类似的财富转移渠道是广泛存在的，比如提成、回扣有许多就属于这一种。有40%多一点是计划经济时代建的宿舍，最后通过住房制度改革变成职工个人的房产，即房改房。

根据有关部门前些年在北京地区的调查，一亩耕地转为商业用地后，假如最终在市场中的售价为100万元的话，农民得到的补偿只有5万元。这当中有一个东西我们现在很难确定，就是这些房产购买时候的成本究竟是多少。在2010年，不少地区都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最低生活保障标准和养老金标准，这也在很大程度上对拉升城镇中低收入群体收入的增长幅度起到了作用。尽管在这个意义上进行描述和分析的时候，所使用数据的准确性和可靠性可能要打一些折扣。

在医疗、教育、电信、石油、铁路、数字电视等领域存在的垄断价格，以及由此实现的个人财富向国家的转移当是一个不小的数字。房地产调控的目标应当是帮无房者买房，促有房者消费，买不起也租不起的，由政府提供廉租房。

这一点将在后面进行分析。中央党校吴忠民教授前几年的一项研究表明，我国社会保障、公共教育、公共卫生三项基本民生指标支出占国内生产总值比重约分别为3%、2.9%、2%。

近些年来，国富民穷已经成为一个受到广泛诟病的问题。也就是说，按照我国目前的外汇管理制度，人们在出口获得美元之后，是要把美元卖给中国人民银行的，中国人民银行再按照汇率印发人民币。